出走半生，归来仍被学历歧视。据媒体报道，张宇本科毕业于一所“双非”院校，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在工作多年之后遭遇裁员，重新找工作时，发现自己居然在最后一关因第一学历被刷掉了。10年前的第一学历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张宇的人生中。他很困惑，为什么单位考察他的标准还停留在10年前，而不关注他10年的成长。

　　“第一学历”并不是官方认定的概念，但它在就业市场却成了一个硬杠杠。所谓“第一学历”，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获得的第一个毕业证书，也就是学信网上第一个高等学历。别说像张宇这样，都闯到了最后一关才倒在第一学历之下，更多的人会因此连笔试机会都得不到，在初筛时简历就因为第一学历为“双非”而被筛除。

　　然而，名校毕业的永远是少数，人才市场中，大量求职者的敲门砖是没有镶过金边的。于是，有些人开启“逆袭”之路，努力提高学历层次，希望名校硕士、博士的身份争取来更大的就业空间。可惜，就业市场似乎不相信“逆袭”，招聘广告上一句“各学历层次所在学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要求，就可以将“逆袭”之路堵得严严实实。

　　职场专家们支招，先去“大厂”实习，实习门槛没那么高，而良好的实习经历不仅可以为求职者背书，如果能力确实出众，从实习变成正式入职，也未尝不是迂回之良策。可即使入了职，也有人发现，同样的岗位，就因为第一学历有差距，他和他的研究生同学，居然工资起点差了2000元。被如此简单粗暴地区别对待，一部分年轻人的自尊仿佛被按在地上摩擦。

　　这不是个案，也不是某一些个体对自己求职不力的归因。有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曾遇到对第一学历有限制性要求的企业，有企业明确说明“非985、211不要”。还有研究者曾针对湖北武汉七所重点高校研究生的第一学历与就业起薪做了数据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学历是211大学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大学本科高出11.8%，也就是说，求职者的第一学历差异确实对薪酬的起点有显著影响。

　　然而，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待第一学历的态度也不同。比如，第一学历出色的人会觉得，高考相对而言是最公平的考试，当年寒窗苦读考上重点大学，凭什么不能获得更多青睐？再比如，招聘单位觉得，招聘有成本，岗位少应聘者多，看学历层次是最快最节约的方式。还有人说，如果“终面”失败的理由是第一学历，不排除是真实原因不好明说，找个借口罢了。调查数据也说明，人们对这个问题看法并不一致。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发布的一项有1000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55.1%的受访者认为，第一学历现象是高学历人才众多，竞争激烈的结果，超六成受访者认为需要破除求职中的第一学历评价标准。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是客观背景，单位提高招聘效率、降低成本是客观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在招聘时就可以任意设置门槛，甚至赤裸裸地制造学历歧视。这样做明显违反劳动法，不仅损害求职者的公平就业权，也容易造成人力资源错配，对单位自身也有潜在影响。更糟糕的是，它会固化社会上一些落后和消极的人才观。

　　如果就业市场默认，一个人的能力与成就只能被十八岁那年参加的一次高考定义，那是何等的滑稽与悲哀。这是对人才的不尊重，也是对教育的嘲讽。它仿佛暗示，除了高考，别的考试不值得信任；除了重点院校，其他学校不值一提。从横向上，它否认人才是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是多元的；纵向上，则否认了人是在不断成长的。决定高度的，从来不是起点。我们不能否认，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情况。但这不是人的全部，不是能力的上限，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人才唯一有效的通行证。

　　对此，首先要在就业市场上旗帜鲜明地宣告，第一学历歧视就是就业歧视的一种，属于露头就该打击的违法行为，不能默认它的合理性，让歧视现象堂而皇之地存在。严查公开的就业歧视，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警示和提醒。

　　当然，明面上的违法容易查处，隐形的歧视却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约束。这需要企业将目光放长远，别被自己狭隘的人才观束缚住手脚；需要从教育改革入手，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解决教育资源地域分配不均的问题；更需要社会观念的变革，鼓励多元人才评价体系。努力创造公平的环境，才能让年轻人从学历阴影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