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机构:万维文创
采访人员:万小维(编辑)
采访对象:王冠(作家、学者)
万:王冠你好,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二次交流,之前一次是约稿,但并没有深入谈过。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文化实践,看起来蛮丰富多样的。
王:谢谢。我理解丰富多样可能也并非褒义,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总需要多重维度认识同一个事物,这是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和那些很早便在单一领域取得成就的年轻人不同的是,我需要从不同侧面审视世界、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最后发现其实都不过是在审视自己,就像希腊神殿铭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能多一重视角开发和认识自己总不是坏事。
但在这个过程里,始终有一个中介,就是——语言文字。无论是哲学的、艺术史的、文学的,乃至于极其讲究直观性、下意识的绘画艺术,我不得不承认都有一个语言文字的夹层在那里仿佛先验地等着我,棒喝也好、知障也罢,总在那里,要把它解决掉。因此事情也变得简单了,我的文化实践,根据不同阶段,也分成了以语言文字入手的层层递进的维度。它大体包括:哲学、艺术史、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少量策划工作,以及我最初的专业——绘画,只是我现在基本上不画了,虽然我感觉越来越懂绘画了,只是看,但是不动手。
万:你说的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么?最近在做什么?
王:不是同步,其实也算是。比如,随着这几年我的越发通透(也可以无耻的称之为开悟吧),我对哲学的思考,也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等的框架式思考越发少了,但其实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可以说更加直接地就能够获得答案了,我知道这是修炼而成的。也可说更加掌握世界的规律,对逻辑的依赖逐渐减少,变得直觉起来,这很舒服。
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文化实践主要落在美术史论的教学,以及最重要的小说创作上。都是有具体对象的,不空泛,争取言之有物。美术史论是研究性的,它需要对“从感知到理解”进行把握,以及大量细节要去处理。而小说创作则是纯创造性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好,但就是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知道在我这个相对成熟的年龄还有如此冲动是否正常,我就是想写,想一直写下去。
还是那句话,我的抽象思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罢了,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不可待地表达自己的抽象观念了,因为我清楚语言的活动范围,它是有客观边界和规律的。
万:小说很好啊,文字创作还是小说最受欢迎,读者多,也最见功力。能介绍一下你的长篇《荒野鹤飞》吗?之前在你的公众号看到过。
王:首先要澄清一点,我的文化创造里没有鄙视链,不能说小说就高于散文或者现代诗,虽然很多现代诗就是会断句就成,散文也有人说是用来混作协会员的,但是仍有大量优秀的作品被生产,写好不易,包括评论,写好一篇艺评或者影评、书评也很不简单,人家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作品就在那里,你去评论就是缺少创造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通过一篇千字文纠偏读者的意识,挺难的。还有论文,没有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是轻松出来的,甚至都能要了研究者半条命。
写小说的价值是使自己尽可能的活在直觉里,小说需要生活的直觉,毫无疑问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碎片连接起来的,此外就是内在的逻辑性,这也很重要,这使得我写起来感到很舒服。另一个写小说的原因是给青春一个交待,给慌乱不安的、飘荡的青春,包括情感生活一个落脚处。
《荒野鹤飞》一共13万字,按照茅盾文学奖对长篇小说的定义,字数够了。而实际上主体框架就写了半个多月就成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在修改。别人问我我会说,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和感受是真材实料的。我今年38岁了,才写完第一部小说,对文学创作而言似乎有点晚,但也不晚,因为我之前都在“写”和“做”别的事。
万:你的长篇故事里有几个重要女性来着?似乎她们的命运都不太顺遂,都有原型对吧,为什么要写残酷的青春故事?
王:是的,有点残酷,我的一个读者看到一半就问我,为啥要把女主写的这么惨,恨死她那个“姨夫”了。我说无所谓,女主也很自私,读完你会平衡的。里面有好几个女孩子,至于是否有原型,我只能说有的人物身上不止一个原型,这毕竟是小说,是故事来的。主要的人物就是周萌、卢倩倩、凤姐还有那个叫芷偌的优秀女孩,当然还有一些,零星地出现在整个线索当中。在我看来,少年有两种成长方式,一种是被女孩教会的,一种是被社会教会的,前者是言情题材,后者是现实题材,两个都很重要。
我认为青春是都是残酷的,这不是从外部来说,而是内核。有些青春注定属于飘荡,属于惨败,一次次的离别,把自己瓜分得四分五裂,然后还得紧锣密鼓地重组起来。这是踉跄坎坷的青春,似乎我就是如此。但有一些貌似平静湖面,可只要是青春,其冷静的湖水下面就难免暗藏滚烫的波涛,只是没有直接示人,或者处于某种客观原因被强行压制下去了,在我看来这更残酷。有一天觉醒了,发现自己的整个历程安全又无趣,或许心里就崩塌了也未可知。我只是写了一个显著的残酷青春的形态,其实还有更多的残酷,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事后在心底里山崩地裂的,我还没有写到,以后可能会吧。
万:你始终在提到飘荡,在你的《荒野鹤飞》中也描写过男女主人公对旅行的约定,还有少年出狱后的北漂等等。似乎“漂”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你生活过的地方多吗?怎么理解8090后的飘泊追求?
王:诗和远方确实是美好的,这种美好不是可见的,也就是说不是视觉的,更多是一种气味,每个受体都不同,遇到足够吸引的气味欲望会拉满,类似一种性张力的传递。飘泊对于年轻人就是性张力,它没法描述,但又必须借助具体的环境、物件来表达,把内在的更为抽象的体验传递出来。以我个人为例,它在我的生命和行走中,这种感觉不时会出现——少年时可能是在操场或某个广场,青年时是南方的一片油菜花海或阴雨绵绵的古街陋巷,再就是大都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人在里面更显孤独,哪里都是“别处”而不是家。
我工作过几个城市,北京、长沙、深圳、天津,租过数不清的房子。而旅行更是构成了我青春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长的一次是从南到北走了13个城市,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小半时间是在火车上,拿一个本子在那里写啊写。其余几次也至少在路上一个月,至今我还保持着旅行的习惯,只是不会一下子走这么久了。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个过程我是痛苦且焦灼的,也是宽慰且幸福的——前者就像我曾经一个女友,若干年后又遇到回忆过往时,她说那会儿你不时会有一种紧皱眉头的表情出来,莫名就很苦涩;后者就是我心底不时闪现的光辉,类似内啡肽吧,通透后的快感恩赐。荷尔蒙、多巴胺、内啡肽,对我而言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的。
万:只有在路上,不断地更换环境和人物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一部分青年人会有的心境。这是不是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会懂得深安在一个地方,久久扎根?
王:有可能是,我不完全知道,还是分人。我们主流的成熟观有时候本身就很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规定出来的成熟,为的是圈套住人,而非充分发展自身得到的对生命的理解,文化人要突破和走出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无论用什么方式。
万:那么,美术史论的研究对你有何意义?
王:与其说美术史,莫如把绘画等实践也加入进来。对我而言,它们构成了我或许长久以来不太在意的那部分的补充要素,就是在直观中重新击碎所有理性。这不是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类似哲学式的,那种反思仍然有一种虚假或者虚设,就像一个权威趾高气扬地冲着年轻人说你们是希望,绽放你们的青春吧。这一听就是在摆姿态嘛!但是艺术不同,它用形式化的美学提示了生活里那些密度更大的经验,它们是观念的漏网之鱼,一旦你进入便可以兴风作浪,发现另一个世界,它更加真实,更加原始,远离社会、思维赋予的种种价值判断——这就是艺术的直观性。相较于其他艺术,美术甚至更直观,它在空间之中,要知道,没有时间,只有空间及其质料能量的移动。美术在艺术里都是最感性的。概念和逻辑是慢慢被生物性和生活、环境通过后天积累进化塑造出来的范式。
万:你认为的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应该是怎样的?
王:能解决具体问题,拿出新方法的那类人,且在其文本、作品当中,你会经由具体的故事、情境和议题,发现一个宏大深邃的世界,始终能对人有所启发。大概如此吧!
万:说三个你最崇拜的人物?
王:马克思,马斯克,马尔克斯。
关于受访者:
王冠,1986年出生,2005年十九岁开始主动写作,200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2016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后因故退学。曾在北京、江苏、长沙、深圳等地文创类企业工作近十年,后在天津从事教培工作。
至今较为成系统的工作/作品有:长篇小说《荒野鹤飞》(2024),哲思电子书《物理与心意》(2023),音频专辑《艺术哲学大讲堂》(2021);机构主讲课程《外国美术史》(2021-)。
2024-09-06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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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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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王冠你好,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二次交流,之前一次是约稿,但并没有深入谈过。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文化实践,看起来蛮丰富多样的。
王:谢谢。我理解丰富多样可能也并非褒义,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总需要多重维度认识同一个事物,这是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和那些很早便在单一领域取得成就的年轻人不同的是,我需要从不同侧面审视世界、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最后发现其实都不过是在审视自己,就像希腊神殿铭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能多一重视角开发和认识自己总不是坏事。
但在这个过程里,始终有一个中介,就是——语言文字。无论是哲学的、艺术史的、文学的,乃至于极其讲究直观性、下意识的绘画艺术,我不得不承认都有一个语言文字的夹层在那里仿佛先验地等着我,棒喝也好、知障也罢,总在那里,要把它解决掉。因此事情也变得简单了,我的文化实践,根据不同阶段,也分成了以语言文字入手的层层递进的维度。它大体包括:哲学、艺术史、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少量策划工作,以及我最初的专业——绘画,只是我现在基本上不画了,虽然我感觉越来越懂绘画了,只是看,但是不动手。
万:你说的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么?最近在做什么?
王:不是同步,其实也算是。比如,随着这几年我的越发通透(也可以无耻的称之为开悟吧),我对哲学的思考,也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等的框架式思考越发少了,但其实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可以说更加直接地就能够获得答案了,我知道这是修炼而成的。也可说更加掌握世界的规律,对逻辑的依赖逐渐减少,变得直觉起来,这很舒服。
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文化实践主要落在美术史论的教学,以及最重要的小说创作上。都是有具体对象的,不空泛,争取言之有物。美术史论是研究性的,它需要对“从感知到理解”进行把握,以及大量细节要去处理。而小说创作则是纯创造性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好,但就是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知道在我这个相对成熟的年龄还有如此冲动是否正常,我就是想写,想一直写下去。
还是那句话,我的抽象思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罢了,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不可待地表达自己的抽象观念了,因为我清楚语言的活动范围,它是有客观边界和规律的。
万:小说很好啊,文字创作还是小说最受欢迎,读者多,也最见功力。能介绍一下你的长篇《荒野鹤飞》吗?之前在你的公众号看到过。
王:首先要澄清一点,我的文化创造里没有鄙视链,不能说小说就高于散文或者现代诗,虽然很多现代诗就是会断句就成,散文也有人说是用来混作协会员的,但是仍有大量优秀的作品被生产,写好不易,包括评论,写好一篇艺评或者影评、书评也很不简单,人家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作品就在那里,你去评论就是缺少创造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通过一篇千字文纠偏读者的意识,挺难的。还有论文,没有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是轻松出来的,甚至都能要了研究者半条命。
写小说的价值是使自己尽可能的活在直觉里,小说需要生活的直觉,毫无疑问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碎片连接起来的,此外就是内在的逻辑性,这也很重要,这使得我写起来感到很舒服。另一个写小说的原因是给青春一个交待,给慌乱不安的、飘荡的青春,包括情感生活一个落脚处。
《荒野鹤飞》一共13万字,按照茅盾文学奖对长篇小说的定义,字数够了。而实际上主体框架就写了半个多月就成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在修改。别人问我我会说,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和感受是真材实料的。我今年38岁了,才写完第一部小说,对文学创作而言似乎有点晚,但也不晚,因为我之前都在“写”和“做”别的事。
万:你的长篇故事里有几个重要女性来着?似乎她们的命运都不太顺遂,都有原型对吧,为什么要写残酷的青春故事?
王:是的,有点残酷,我的一个读者看到一半就问我,为啥要把女主写的这么惨,恨死她那个“姨夫”了。我说无所谓,女主也很自私,读完你会平衡的。里面有好几个女孩子,至于是否有原型,我只能说有的人物身上不止一个原型,这毕竟是小说,是故事来的。主要的人物就是周萌、卢倩倩、凤姐还有那个叫芷偌的优秀女孩,当然还有一些,零星地出现在整个线索当中。在我看来,少年有两种成长方式,一种是被女孩教会的,一种是被社会教会的,前者是言情题材,后者是现实题材,两个都很重要。
我认为青春是都是残酷的,这不是从外部来说,而是内核。有些青春注定属于飘荡,属于惨败,一次次的离别,把自己瓜分得四分五裂,然后还得紧锣密鼓地重组起来。这是踉跄坎坷的青春,似乎我就是如此。但有一些貌似平静湖面,可只要是青春,其冷静的湖水下面就难免暗藏滚烫的波涛,只是没有直接示人,或者处于某种客观原因被强行压制下去了,在我看来这更残酷。有一天觉醒了,发现自己的整个历程安全又无趣,或许心里就崩塌了也未可知。我只是写了一个显著的残酷青春的形态,其实还有更多的残酷,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事后在心底里山崩地裂的,我还没有写到,以后可能会吧。
万:你始终在提到飘荡,在你的《荒野鹤飞》中也描写过男女主人公对旅行的约定,还有少年出狱后的北漂等等。似乎“漂”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你生活过的地方多吗?怎么理解8090后的飘泊追求?
王:诗和远方确实是美好的,这种美好不是可见的,也就是说不是视觉的,更多是一种气味,每个受体都不同,遇到足够吸引的气味欲望会拉满,类似一种性张力的传递。飘泊对于年轻人就是性张力,它没法描述,但又必须借助具体的环境、物件来表达,把内在的更为抽象的体验传递出来。以我个人为例,它在我的生命和行走中,这种感觉不时会出现——少年时可能是在操场或某个广场,青年时是南方的一片油菜花海或阴雨绵绵的古街陋巷,再就是大都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人在里面更显孤独,哪里都是“别处”而不是家。
我工作过几个城市,北京、长沙、深圳、天津,租过数不清的房子。而旅行更是构成了我青春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长的一次是从南到北走了13个城市,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小半时间是在火车上,拿一个本子在那里写啊写。其余几次也至少在路上一个月,至今我还保持着旅行的习惯,只是不会一下子走这么久了。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个过程我是痛苦且焦灼的,也是宽慰且幸福的——前者就像我曾经一个女友,若干年后又遇到回忆过往时,她说那会儿你不时会有一种紧皱眉头的表情出来,莫名就很苦涩;后者就是我心底不时闪现的光辉,类似内啡肽吧,通透后的快感恩赐。荷尔蒙、多巴胺、内啡肽,对我而言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的。
万:只有在路上,不断地更换环境和人物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一部分青年人会有的心境。这是不是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会懂得深安在一个地方,久久扎根?
王:有可能是,我不完全知道,还是分人。我们主流的成熟观有时候本身就很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规定出来的成熟,为的是圈套住人,而非充分发展自身得到的对生命的理解,文化人要突破和走出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无论用什么方式。
万:那么,美术史论的研究对你有何意义?
王:与其说美术史,莫如把绘画等实践也加入进来。对我而言,它们构成了我或许长久以来不太在意的那部分的补充要素,就是在直观中重新击碎所有理性。这不是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类似哲学式的,那种反思仍然有一种虚假或者虚设,就像一个权威趾高气扬地冲着年轻人说你们是希望,绽放你们的青春吧。这一听就是在摆姿态嘛!但是艺术不同,它用形式化的美学提示了生活里那些密度更大的经验,它们是观念的漏网之鱼,一旦你进入便可以兴风作浪,发现另一个世界,它更加真实,更加原始,远离社会、思维赋予的种种价值判断——这就是艺术的直观性。相较于其他艺术,美术甚至更直观,它在空间之中,要知道,没有时间,只有空间及其质料能量的移动。美术在艺术里都是最感性的。概念和逻辑是慢慢被生物性和生活、环境通过后天积累进化塑造出来的范式。
万:你认为的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应该是怎样的?
王:能解决具体问题,拿出新方法的那类人,且在其文本、作品当中,你会经由具体的故事、情境和议题,发现一个宏大深邃的世界,始终能对人有所启发。大概如此吧!
万:说三个你最崇拜的人物?
王:马克思,马斯克,马尔克斯。
关于受访者:
王冠,1986年出生,2005年十九岁开始主动写作,200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2016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后因故退学。曾在北京、江苏、长沙、深圳等地文创类企业工作近十年,后在天津从事教培工作。
至今较为成系统的工作/作品有:长篇小说《荒野鹤飞》(2024),哲思电子书《物理与心意》(2023),音频专辑《艺术哲学大讲堂》(2021);机构主讲课程《外国美术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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