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机构：万维文创

采访人员：万小维（编辑）

采访对象：王冠（作家、学者）

万：王冠你好，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二次交流，之前一次是约稿，但并没有深入谈过。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文化实践，看起来蛮丰富多样的。

王：谢谢。我理解丰富多样可能也并非褒义，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总需要多重维度认识同一个事物，这是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和那些很早便在单一领域取得成就的年轻人不同的是，我需要从不同侧面审视世界、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最后发现其实都不过是在审视自己，就像希腊神殿铭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能多一重视角开发和认识自己总不是坏事。

但在这个过程里，始终有一个中介，就是——语言文字。无论是哲学的、艺术史的、文学的，乃至于极其讲究直观性、下意识的绘画艺术，我不得不承认都有一个语言文字的夹层在那里仿佛先验地等着我，棒喝也好、知障也罢，总在那里，要把它解决掉。因此事情也变得简单了，我的文化实践，根据不同阶段，也分成了以语言文字入手的层层递进的维度。它大体包括：哲学、艺术史、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少量策划工作，以及我最初的专业——绘画，只是我现在基本上不画了，虽然我感觉越来越懂绘画了，只是看，但是不动手。

万：你说的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么？最近在做什么？

王：不是同步，其实也算是。比如，随着这几年我的越发通透（也可以无耻的称之为开悟吧），我对哲学的思考，也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等的框架式思考越发少了，但其实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可以说更加直接地就能够获得答案了，我知道这是修炼而成的。也可说更加掌握世界的规律，对逻辑的依赖逐渐减少，变得直觉起来，这很舒服。

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文化实践主要落在美术史论的教学，以及最重要的小说创作上。都是有具体对象的，不空泛，争取言之有物。美术史论是研究性的，它需要对“从感知到理解”进行把握，以及大量细节要去处理。而小说创作则是纯创造性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好，但就是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知道在我这个相对成熟的年龄还有如此冲动是否正常，我就是想写，想一直写下去。

还是那句话，我的抽象思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罢了，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不可待地表达自己的抽象观念了，因为我清楚语言的活动范围，它是有客观边界和规律的。

万：小说很好啊，文字创作还是小说最受欢迎，读者多，也最见功力。能介绍一下你的长篇《荒野鹤飞》吗？之前在你的公众号看到过。

王：首先要澄清一点，我的文化创造里没有鄙视链，不能说小说就高于散文或者现代诗，虽然很多现代诗就是会断句就成，散文也有人说是用来混作协会员的，但是仍有大量优秀的作品被生产，写好不易，包括评论，写好一篇艺评或者影评、书评也很不简单，人家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作品就在那里，你去评论就是缺少创造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通过一篇千字文纠偏读者的意识，挺难的。还有论文，没有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是轻松出来的，甚至都能要了研究者半条命。

写小说的价值是使自己尽可能的活在直觉里，小说需要生活的直觉，毫无疑问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碎片连接起来的，此外就是内在的逻辑性，这也很重要，这使得我写起来感到很舒服。另一个写小说的原因是给青春一个交待，给慌乱不安的、飘荡的青春，包括情感生活一个落脚处。

《荒野鹤飞》一共13万字，按照茅盾文学奖对长篇小说的定义，字数够了。而实际上主体框架就写了半个多月就成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在修改。别人问我我会说，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和感受是真材实料的。我今年38岁了，才写完第一部小说，对文学创作而言似乎有点晚，但也不晚，因为我之前都在“写”和“做”别的事。

万：你的长篇故事里有几个重要女性来着？似乎她们的命运都不太顺遂，都有原型对吧，为什么要写残酷的青春故事？

王：是的，有点残酷，我的一个读者看到一半就问我，为啥要把女主写的这么惨，恨死她那个“姨夫”了。我说无所谓，女主也很自私，读完你会平衡的。里面有好几个女孩子，至于是否有原型，我只能说有的人物身上不止一个原型，这毕竟是小说，是故事来的。主要的人物就是周萌、卢倩倩、凤姐还有那个叫芷偌的优秀女孩，当然还有一些，零星地出现在整个线索当中。在我看来，少年有两种成长方式，一种是被女孩教会的，一种是被社会教会的，前者是言情题材，后者是现实题材，两个都很重要。

我认为青春是都是残酷的，这不是从外部来说，而是内核。有些青春注定属于飘荡，属于惨败，一次次的离别，把自己瓜分得四分五裂，然后还得紧锣密鼓地重组起来。这是踉跄坎坷的青春，似乎我就是如此。但有一些貌似平静湖面，可只要是青春，其冷静的湖水下面就难免暗藏滚烫的波涛，只是没有直接示人，或者处于某种客观原因被强行压制下去了，在我看来这更残酷。有一天觉醒了，发现自己的整个历程安全又无趣，或许心里就崩塌了也未可知。我只是写了一个显著的残酷青春的形态，其实还有更多的残酷，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事后在心底里山崩地裂的，我还没有写到，以后可能会吧。

万：你始终在提到飘荡，在你的《荒野鹤飞》中也描写过男女主人公对旅行的约定，还有少年出狱后的北漂等等。似乎“漂”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你生活过的地方多吗？怎么理解8090后的飘泊追求？

王：诗和远方确实是美好的，这种美好不是可见的，也就是说不是视觉的，更多是一种气味，每个受体都不同，遇到足够吸引的气味欲望会拉满，类似一种性张力的传递。飘泊对于年轻人就是性张力，它没法描述，但又必须借助具体的环境、物件来表达，把内在的更为抽象的体验传递出来。以我个人为例，它在我的生命和行走中，这种感觉不时会出现——少年时可能是在操场或某个广场，青年时是南方的一片油菜花海或阴雨绵绵的古街陋巷，再就是大都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人在里面更显孤独，哪里都是“别处”而不是家。

我工作过几个城市，北京、长沙、深圳、天津，租过数不清的房子。而旅行更是构成了我青春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长的一次是从南到北走了13个城市，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小半时间是在火车上，拿一个本子在那里写啊写。其余几次也至少在路上一个月，至今我还保持着旅行的习惯，只是不会一下子走这么久了。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个过程我是痛苦且焦灼的，也是宽慰且幸福的——前者就像我曾经一个女友，若干年后又遇到回忆过往时，她说那会儿你不时会有一种紧皱眉头的表情出来，莫名就很苦涩；后者就是我心底不时闪现的光辉，类似内啡肽吧，通透后的快感恩赐。荷尔蒙、多巴胺、内啡肽，对我而言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的。

万：只有在路上，不断地更换环境和人物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一部分青年人会有的心境。这是不是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会懂得深安在一个地方，久久扎根？

王：有可能是，我不完全知道，还是分人。我们主流的成熟观有时候本身就很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规定出来的成熟，为的是圈套住人，而非充分发展自身得到的对生命的理解，文化人要突破和走出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无论用什么方式。

万：那么，美术史论的研究对你有何意义？

王：与其说美术史，莫如把绘画等实践也加入进来。对我而言，它们构成了我或许长久以来不太在意的那部分的补充要素，就是在直观中重新击碎所有理性。这不是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类似哲学式的，那种反思仍然有一种虚假或者虚设，就像一个权威趾高气扬地冲着年轻人说你们是希望，绽放你们的青春吧。这一听就是在摆姿态嘛！但是艺术不同，它用形式化的美学提示了生活里那些密度更大的经验，它们是观念的漏网之鱼，一旦你进入便可以兴风作浪，发现另一个世界，它更加真实，更加原始，远离社会、思维赋予的种种价值判断——这就是艺术的直观性。相较于其他艺术，美术甚至更直观，它在空间之中，要知道，没有时间，只有空间及其质料能量的移动。美术在艺术里都是最感性的。概念和逻辑是慢慢被生物性和生活、环境通过后天积累进化塑造出来的范式。

万：你认为的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应该是怎样的？

王：能解决具体问题，拿出新方法的那类人，且在其文本、作品当中，你会经由具体的故事、情境和议题，发现一个宏大深邃的世界，始终能对人有所启发。大概如此吧！

万：说三个你最崇拜的人物？

王：马克思，马斯克，马尔克斯。

关于受访者：

王冠，1986年出生，2005年十九岁开始主动写作，200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2016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后因故退学。曾在北京、江苏、长沙、深圳等地文创类企业工作近十年，后在天津从事教培工作。

至今较为成系统的工作/作品有：长篇小说《荒野鹤飞》（2024），哲思电子书《物理与心意》（2023），音频专辑《艺术哲学大讲堂》（2021）；机构主讲课程《外国美术史》（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