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蒙古族作家陈晓雷发表在《民族文学》2024年第9期的小说《琴河流过草原》，被作家营造的诗意氛围深深感染。这是一篇反映草原教师生活感情的优秀作品，根据小说的写作方法，可以称之为“意境小说”。

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

《琴河流过草原》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李加老师这一形象的立体丰满、形神兼备。他是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草原的中学教师的典型形象。

从生活方面看，李加老师是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小人物”，是一个热爱家乡、感情丰富、多才多艺的普通人。他一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没有辉煌的业绩，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奖励。他的价值不在于他者的认可，而是体现在立足本土、勤奋耕耘、以身示范，培养出了懂草原、爱家乡、事业成功、有人文情怀的好学生。感情方面，他和斯琴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可斯琴后来远走他乡，空留李加遗憾忧伤。后来他结婚又离异，带着女儿生活，晚年寄居女儿家，晚景凄凉。李加的失落，有来自人性层面的爱而不得，更有来自更深层次的情感失落。斯琴的离去，对他而言不仅是失去女友，更是琴瑟和鸣的琴弦的折断。他失去了知音，热爱草原的情怀无处倾诉。

从职业角度看，李加是一位热爱本职工作、教育有方、用心培育学生的优秀人民教师。他物质生活贫困，但对学生有求必应。联欢会上，他用二胡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全班同学被李老师的琴声陶醉了”“我们的心都奔跑到草原上，有绿草、有鲜花、有马儿跑、有云儿飘、有鸟儿叫”；他充分调动起学生的情感和想象，让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这是学生们最初的审美体验。“我”钢笔字写得不好，李老师把一本小说草稿给“我”，让“我”照着练字。也就是通过翻阅这本小说草稿，“我”发现了李老师与斯琴老师初恋的秘密。

“我”的形象特征是勤奋好学、才情出众、心怀感恩，是在李加老师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我”第一次去李老师家，就对玻璃油画和二胡产生了兴趣；“我”着迷于老师的字体，斗胆去老师家借出小说草稿，每日临摹；“我”被老师的自拉自唱吸引，缠着他教“我”拉二胡。正因为遇见良师，“我”的艺术天分才得以被发掘。日后“我”也念念不忘恩师，时隔30年，“我”出新书还想着给老师寄去一本。

作家综合运用了语言、动作、心理、细节描写等多种方法塑造人物形象，还从环境入手，探究了人物命运及思想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既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

情景交融带来的意境美

“文贵远，远必含蓄。”《琴河流过草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诗美意境。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共同形成了小说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对凸显主题、刻画人物起到了烘托和映衬作用。

琴声传达心声，小说最巧妙之处就在于把“琴音”和“心声”融合在一起，流淌成一条蜿蜒的人文之河。“琴声心语”首先表现为家国大爱：在联欢会上，全班同学合唱《东方红》，那日娜领舞《我爱祖国大草原》，李老师二胡独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李老师讲授毛泽东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些爱国主义内容，对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也突出了作品的时代风貌。

故乡之爱和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在李加与斯琴的“二胡的故事”，以及李加与那日娜的“琴歌和鸣”。李加对二胡情有独钟，经常自拉自唱，因为他内心埋藏着对斯琴的爱与思念。李加第一次去斯琴宿舍，斯琴满含深情拉了一曲二胡曲，她进入了“辽阔的境界”，而他“被陶醉了”“流泪了”，两颗年轻的心撞击出了火花，草原音乐让他们的情感世界产生了共鸣。斯琴离去后，李加经常来到河畔拉琴，那条自然的小溪便有了感情、有了文化，有了奔流不息的历史内涵。这条蜿蜒流淌的“琴河”贯穿全篇，成为小说真正的主脉。

在班会上，那日娜“深情地用蒙语唱了一首当地蒙古族民歌《驼妈驼羔对话歌》”。她的表情从平静、严肃到忧伤，“两行亮晶晶的泪像雨后草地的溪水，无声地漫出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忧伤融入民歌的魅力”。音乐这种游鱼出听、余音绕梁的艺术魅力，悄然拨动了学生们的心弦，使他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民间文化的魅力。全班野游时，李老师坐在柳树倒木上，独自拉着二胡，那日娜走来，轻轻靠在李老师身边，唱起那支忧伤的歌，琴声与歌声融合在一起：“河岸的歌声，飘向草原，飞向远方。”

作家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草原景物，对表达人物心情、渲染环境气氛起了重要作用。草原上的“嘎洛图”，水草丰沛、天鹅翩跹、大雁起落，溪水唱着歌流淌，一派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李加、斯琴、那日娜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观念，懂得了人的渺小，对大自然心存感恩。

小说景、情、人合为一体，“野游”一节最为抒情。太阳西坠，李老师拉着曲子，“那优美的琴声，让人异常心醉”，“悠悠恋恋，缠缠绵绵，恰好同银光闪亮的河畔、金褐色的远山、橄榄绿的草原，相依相融”。这是一幅美妙的原野风光图，是醉人的牧歌场景。在这里，作品完成了诗意描写，也完成了主题表达，产生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人物关系和情节设计的精巧

作家用艺术思维对生活素材进行了精心提炼和加工，确立主题思想、设置形象体系、安排结构布局，使小说很好地完成了生活素材到艺术作品的转化。

小说题记引用了呼伦贝尔蒙古族民歌，既划定了人物活动的环境背景，也布设了人物成长的文化场域。小说以倒叙开篇，交代了人物关系，铺垫了后续情节。作者以“我”的观察与感悟为叙述主线，展开对主要人物的描述，同时使用“他者”的叙述视角，从不同角度呈现主人公的不同面貌。

小说对人物形象的设计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李加老师的外形、心理、性格，都得到了充分展示，次要人物如两位女性的出场，也各有设计。斯琴的出场和李加对她的思念与呼唤，是在李加的小说草稿里，是过去时；那日娜的出场和李加对她的特殊感情，是在现实中，是现在时。斯琴是美丽的梦，让李加留恋；那日娜是身边泉水，滋润李加干涸的心灵。李加与两位女性的感情线索忽隐忽现，相辅相成。斯琴出现在“小说的草稿里”，这是作家找到的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斯琴和那日娜一个藏在幕后、一个走到台前，形成如影随形的复沓效果，起到了加重感情、分明层次、加强节奏的作用，营造了小说浓厚的情感氛围。

小说还使用了对比和衬托手法，描写了斯琴、那日娜与冯竹三位女性不同的性情和生命色彩，呈现出作家较强的刻画人物的艺术功力。斯琴的生命色彩是红色，她是冬季的红梅，坚韧挺拔、傲然绽放，心怀大爱，勇于抉择。两人在精神层面深度契合，可谓灵魂伴侣。那日娜的生命色彩是蓝色，她是草原娉婷袅娜的马兰花，亭亭玉立、单纯深情，是“爱的使者”。相比之下，冯竹的生命色彩是灰色的，她仿佛一支灰毛风铃草，狭隘、冷漠、妒忌，人生没有寄托。三位女性有其各自的选择与生活轨迹，其命运走向及结局，符合过程规律和内在逻辑，底层逻辑便是她们的理想信念、思考方式、价值观念不同，决定了她们不一样的情绪反应和行为习惯。

作家还精心设计了小说结尾。“我”去给李老师还小说草稿，李老师没有收，让“我”拿着继续练字；他还把二胡送给“我”，让“我”买一根琴弦换上。老师与学生的承袭关系至此达成，老师的理想和生命将在“我”这一代延续。这种延续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尤其是“换弦”的提示，意味深长，指向未来，暗示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生力量必将在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更高的能力和成就。

总之，《琴河流过草原》结构精巧、情感浓烈、真切自然、意蕴深远，体现了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蕴 藉）

（作者系呼伦贝尔学院教授）